城市边缘｜朱起鹏：钟楼菜市场，⼀场“变⾰”后的两次城市观察
图片来源：王春帅 / 白场Studio, 2019
大家好，我是朱起鹏，是一个建筑师。
我的题目叫一场变革后的两次城市观察。我在想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城市边缘有什么关系，前一阵子帝都绘有个很火的推文叫《寻找最挤的北京地铁》。介绍北京什么时间段地铁在哪些路段最拥挤。这个拥挤的标准就是每平米要站4-5个人，但这还不是最挤的。他们还评价出了一个叫拼命挤的区段，大概一个桌子那么大要到5个人以上，人完全挤在一起的状态。我特意把这些最拥挤的路段叠合了一下，你能看到它形成了一个环。
高峰时间段里，大概二分之一的北京市民都集中在这个环状区域内上下车。它似乎可以被称作轮胎或是甜甜圈的城市。这个甜甜圈本身非常繁荣，但圈的内核和外部人员流动就下降了不少。我们的常识是城市外围人的活动会少些，但是没想到城市中心，人的活动频率也比较低。北京城市结构中，环线的意义非常重要，以至于北京本身也发展成了一个类似环的状态。
北京的核心拥有一个巨大的内城空间，也就是明清的旧城。它是大面积的低容积率的区域，这样的区域内形成了一个跟我们常规认识的北京不同面貌和社会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内城衰败或者“空心化”。
当然衰败并非一概而论的。比如内城的绝大部分区域都有着极高的房价。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却并不是城市最有活力的部分，它们本身已经边缘化了。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城市边缘是外边这一圈，但实际上在城市的核心他还出现了一个内边缘，这个内边缘就在内城中，它也是一种城市边缘。我的汇报就来自于一次城市变革后对于内城的针对性的观察。
从2015年到2019年，北京内城的城市治理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在2015年之前，或许是疏于管理，或是奥运带来的的城市建设惯性，北京城市呈现出非常多彩的城市面貌，大量的自由建造，城市空间野蛮生长，有点类似于刚才看到的广州城中村的面貌。当时也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区域比如说三里屯的脏街，和王府井一带有些杂乱但活力满满的小吃街。
但是，在这一轮城市的整治当中它们都很快消失了，城市治理的手段主要是封墙堵洞、拆除违章、关闭市场等。市场关闭是一系列的，除了菜市场还有批发市场以及一些物流中心。
我们看到大概2015年的时候内城呈现出了很多样的活力，许多新鲜的业态都开始进入北京的旧城，因为它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交通也便利。但是到了2017年，你能看到这些墙都被堵起来了，很多业态看上去被消灭了。但你仔细看，它似乎还在生存，比如这家它画了个箭头让人拐进侧门，他在后头继续经营。这是一种有些无奈的变通，但它的确显示出我们城市的某种应激反应。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变化当中，我们更关心一些“点”的状态，它们那种应激反应很有趣。
这是钟楼菜市场在2012年的状态，这是我当时第一次看见的情况，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它有着类似古代庙宇的格局，但里面却镶嵌了很丰富的内容。再仔细看，你会发现它以前是一个道观，叫做宏恩观。
这是一张宏恩观1920年的照片，那时它还是一座太监道士庙，和其他同等规模的庙宇没什么两样。
到了1960年，我们城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本的宗教设施改为工业的职能，宏恩观变成了北京的标准件二厂，有意思的是，建厂的时候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并没有拆除殿堂，而是将原有的建筑加以利用，新的车间在原本的庭院里建造起来。当时的大殿、后殿、庭院都变成厂区的一车间、二车间、行政楼、财务处这样的。
到了2012年，就变成了这样的情况，这个厂90年代转制，工人多数下岗了。但是他们的资产还有，工厂的土地就被分租了，分租给谁了呢，一部分给了市政，钟楼菜市场移了过来、一部分分租给附近的商户。
2012年的时候他呈现出一个怎样的面貌呢，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比较正规的菜市场，这可是在北京商委挂牌的正规菜市场，内部虽然简陋一点，但也符合当时菜市场的要求，比如说清洁方式、人货流线。这个市场不大，但货品齐全，卖肉卖菜。
还包含一些独立小店，比如卖切面卖馄饨皮的、还有卖禽蛋的，榨油卖豆腐的。有意思的是，这个菜市场中间还套了一个超市，这个超市呢其实卖的东西和菜市场差不多，但形成了一个价格和服务的分类。
宏恩观原来的山门也变得很有意思，它成了当时北京文艺青年的一个地标，因为里面有一个live house，会有一些定期的演出，还有个很有品味的咖啡馆叫杂家。
这里是北京的地下摇滚一个很重要的点，但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漏音，里面唱，街边几个胡同都能听见。
山门后面是原来的老车间，车间是卖那个日用杂品的，老北京叫土产，大概这样的东西。然后最有意思的二楼有个十二桌的台球厅。
宏恩观的西路呈现了不一样的面貌，主殿后殿都在西路这一面，这一侧里面被当时的妙吧承包了。这是一个文莱的建筑师改造的，他还改造了很多北京的老房子。这个项目从建筑来讲是很有品味的，从遗产保护来说他有可逆性，保留了历史的遗存，格调也很高，里面的这些设施都是可逆的，可以摘下来的，不会破坏本体。
这个东西高档到什么程度呢，英国前首相卡梅伦来访时候在北京呆了四个多小时，其中有一个多小时是在这里面。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进去啊，也不知道里面搞什么“勾当”。后来有机会进去看的时候感到很震惊，看到非常多样化的构成，在这一个以庙宇、工厂为前身的空间里面有菜市场啊，咖啡厅啊，办公、闲适空间，超市等等。当时我们通过建模记录了它的空间状态。
当时还做了一个粗浅的调查，现在想想调查工具太粗糙了，就是口头问，一听就是非常偏颇的一些调查。但通过这个方式我们还是知道了一些承租情况，经营类型的信息。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就是一墙之隔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形态。各种各样的功能嵌套在一个庙宇里，一套内生机制在调节着不同主体在它内部的空间分配关系。而这种基于历史遗存的空间生长，也就是在北京这样的一个拥有漫长城市历史的区域才能得以生发得如此丰富。
其实像意大利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古罗马时期的基础，中世纪的房子，上面盖了一个十九世纪的加建，里面干着二十世纪的事。北京呢，因为没人管，所以在这里也有一个自发性的对物理空间的再应用。这类共生的方式非常相似，其实这种再利用是内城活化的有效方式。
北京内城的衰败大概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有经济实力的人陆续从内城迁走，内城慢慢变成低收入移民聚居的地方。但从九十年代后期一直到2015年左右，北京内城形成了一个回流，很多的文化机构、现代商业都在内城重新发展，他们与内城的原住民和原生景观形成一种对视。他们其实对彼此都很好奇，原住民对他们很好奇，他们对原住民也很好奇。
这种对视过程，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很良性的互动，一个新兴的商业生活圈形成了，很多周围没有固定工作的人都能在这个生态体系里觅得自己的位置。比如在广场上收存车费的大爷，和在街边剃头的老人。
后来这个宏恩观关闭了，这样的景象陆续消失，商铺被封闭，里面的市场，也被拆除、迁走。
宏恩观变成了宏恩观遗址，陷入空置的状况。在老宏恩观消失之后，我陆续在2016年和2018年分两次对它进行了观察。
很有趣，2016年的时候，它被关闭了，但2018年的时候它又有了新的开始，原先的菜市场主体变成了在线教育机构。原来内部丰富的活动消失了，但变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还不错的休闲空间。
然后我开始寻找它商业变化的痕迹。那么大一个菜市场消失了，但那些需求还在，人们是怎么解决商业需求的呢？我们发现宏恩观东北角的赵府街副食店旁边，开了一些这样的店，没有招牌没有字号，但是仔细一看他其实在卖菜，门口放西红柿和鸡蛋，旁边这个呢粉色灯光是卖肉的。然后这个店也是卖面粉啊，卖饺子皮的，老板我认识，就是原来在宏恩观菜市场的那家。
当时我也搜索了蔬菜水果，在附近找，就发现有这一家就叫“蔬菜水果”，他其实就是在补足这个业态。包括很多名字很奇妙的商店，仔细看他的招牌都是卖蔬菜水果肉类的。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好邻居会员店，在这里面2016年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会员店一般就是卖这个日常的便利店，但2018年他改招牌了，变成绿牌好邻居，绿牌好邻居他卖什么呢？水果蔬菜。他就在补足这个东西。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我发现了理发那个大爷居然还存在，他转换了一个作战的地方。等于某种程度上，这些商业被打散，又在更大的空间里重构了。
更有趣的是，2019年9月我又去看了一次，18年这样，现在又封上了，而且这回更狠，只留一个窗户，门都没有了。
原来的那个好邻居，曾经升级成一个高端好邻居，现在连墙上的外墙板都拆了。原先的那些卖菜的店的招牌也都不敢保留了，即使像赵府街副食店这样几十年的老店，竟然也堵上了一个门。
原来的这个卖切面的也不挂招牌了。卖肉的、卖菜的，都变得非常隐蔽。理发的老人，是唯一变发达的，不但挂了个牌，还多出一个等候区。但总的来讲，原先菜市场的这些余脉都更加衰弱了，濒临消失。
但也有东西在扩张，老的新民菜市场，在二环边上，就是我们说的内城的一个边缘。它距离宏恩观一公里，从步行范围来说，它和宏恩观已经不在一个步行区域了。但这个菜市场，在宏恩观消退的这几年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显然，它不是一个社区型的菜市场。很多顾客都是乘车来的。
新的新民菜市场，经过了严整的规划，硬件设施也提升很多。而且你会发现它的业态和曾经的宏恩观菜市场颇为相似，就连那些曾经在街边的小店，也在新民菜市场中被整合到了菜场空间的内街中。某种程度上说，这似乎就是在把丰富的胡同街区生活在一个大型建筑里重构。
菜市场正在变成我们更不熟悉的样子。这种改变本身是复杂的，多相度的。通常我们会温情脉脉地歌颂旧日时光，非议现在的变化。但是关于菜市场的观察并不仅仅只是这种怀旧的温情。在这个地带，有一些新的可观察的细节值得注意。比如，老年人们很少会去上面这个新改造的新民菜市场。他们依然在追寻着传统菜市场的足迹，哪怕要多走不少路程。比如下面这个菜市场里，买菜的大多都是老年人，高龄的老年人。
所以我会想到菜市场买菜这个行为是不是一个代际的现象，年轻人是否的确不大需要菜市场。比如，大量的中年人都跑到超市去买菜了，青年人甚至连菜都不买了，直接在便利店或者通过外卖解决了吃饭。这在内城似乎是很明显的趋势，但我没有统计数据。
当我们去考察以宏恩观为代表的内城变化时。我们往往倾向于去描述2015年状况的美好，2017年内城修补机制的顽强和2019年的尴尬。不得不说，如今城市修补的技术真是超强，很多店抹除的连一丝痕迹都没有剩下。
但换一个角度想，城市管理的强干预是一个方面，但内城社会是不是本身也在发生着某种变革。代际消费方式的变化是不是本身也在筛选着内城的商业形态。很多东西，即使没有外力干预，它也会朝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进。而强力的干预，是不是又让本身可以预测的发展方向变得更为含混。
内城是个复杂问题，它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城市边缘正逐渐刷新我们的认知，类似的问题可能会更多。好的，以上已展开太多，我要说的就这些。占用大家宝贵时间了。
建筑师，神奇建筑研究室设计主持人，中国古迹遗址协会（ICOMOS CHINA）会员
整理：柯旭灿
编辑：Jenny
审校：朱起鹏
正文中图片均由朱起鹏老师提供